“不管是病人还是家属都认为椎动脉支架手术风险过高，多次明确拒绝院方提出的手术建议，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仍采用诱导、恐吓的手段试图让病人接受手术，甚至最后在病人神智清醒，且家属未在手术知情书上签字的情况下，对病人进行了椎动脉支架手术。”刘莹认为，医院先是违反手术规定给弟弟做了手术，术后又在病人明确说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拒绝为患者检查，最后导致患者离世。

　　2024年11月21日19时45分，住在介入科一病房中的刘琳被推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手术室接受椎动脉支架手术。刘莹和记者说，因为家属先前没有在院方的手术知情书上签字，医生也未向家属告知对于患者右侧椎动脉先天性狭窄的病情所制定的替代治疗方案，所以家属从头到尾都没想过医院会在种种情况下实施手术。

　　在患者住院治疗期间，医生未明确告知治疗方案选择、手术替代方案、手术风险等事项，在患者及家属明确反对手术治疗时，擅自对患者施行椎动脉支架手术。患者住院病历资料证明，《治疗方案知情告知书》、《手术替代方案告知书》、《手术风险知情告知书》等资料缺失。“这都是医院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严重侵犯了病人的权益。”刘莹说。

　　2025年1月1日，当人们忙着欢度元旦佳节时，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的刘莹却沉浸在弟弟刘琳突然离世的悲伤之中。她一遍遍看着手机中弟弟的病历，想不通为什么一起轻微脑梗引起的头晕，最后导致弟弟因椎动脉支架手术离世。更令她感到愤怒的是，为什么院方在明知病人经治疗病情已然转好的情况下，却仍未经病人及家属同意，让弟弟接受了这场“夺命”手术。

　　“不管是病人还是家属都认为椎动脉支架手术风险过高，多次明确拒绝院方提出的手术建议，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仍采用诱导、恐吓的手段试图让病人接受手术，甚至最后在病人神智清醒，且家属未在手术知情书上签字的情况下，对病人进行了椎动脉支架手术。”刘莹认为，医院先是违反手术规定给弟弟做了手术，术后又在病人明确说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拒绝为病人检查，最后导致病人离世。

　　刘莹介绍，2024年11月10日，刘琳因脑梗头晕在河南省鹿邑县真源医院门诊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后又因不放心，前往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复查。“在鹿邑县真源医院拍了片子，显示我弟弟是右侧椎动脉先天性狭窄，后又保守治疗了三天，刚好他（刘琳）儿子在郑州工作，就抱着保险一点的心态，让他父亲再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复查一下。”

　　2024年11月13日，刘琳入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神经内科，在经过七天治疗后身体健康情况良好，准备出院。“当时我弟弟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错，上下楼、走路、说话都没问题，没想到就在准备出院的那天，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介入科一的医师马骥、李腾飞却说要做椎动脉支架手术。”

　　“起初我们考虑风险问题，对于医师说要做椎动脉支架手术的建议是持否定态度的，没想到他们不停恐吓、诱导，说如果不做手术，病人后半生会瘫痪。”

　　11月21日19时45分，住在介入科一病房中的刘琳被推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手术室接受椎动脉支架手术。刘莹和记者说，因为家属先前没有在院方的手术知情书上签字，医生也未向家属告知对于患者右侧椎动脉先天性狭窄的病情所制定的替代治疗方案，所以家属从头到尾都没想过医院会在种种情况下实施手术。

　　“做完椎动脉支架手术后，我弟弟被从手术室推出来，我们家属才知道医院在没经过我们同意的情况下，给我弟弟做了手术，但当时木已成舟，最重要的是病人术后的护理和恢复。”刘莹说。

　　11月21日22时20分，从手术室出来的刘琳被转入住院病房。随后，刘琳出现右臂右手麻痹、干哕、呕吐带血粘液、说话不清、呼吸困难等症状，家属见状后多次找到当班医生李腾飞要求检查，然而医生却只来探视了两次。凌晨2点左右，前来探视病人的李腾飞医生在并未对病人采取仪器检查等诊断措施的情况下，告诉家属病人没事，甚至在凌晨4点15分第二次探视时要求家属关灯，不要影响病人睡觉。

　　4点47分，护士来到病房查看患者血压，发现患者已失去知觉，随后让患者家属离开病房，开始抢救。5点30分许，抢救失败，走出病房的李腾飞医生告诉家属患者因痰窒息死亡。然而，在随后出具的死亡病例讨论记录诊断书中却显示，导致病人死亡的第一个原因是脑出血，后面4个原因均未提及痰窒息。

　　“当时做完手术，病人一直说不舒服，还呕吐血痰，那时候医护人员为啥不吸痰？做了椎动脉支架手术后院方也不把病人安排到重症监护病房，没有复查CT，这些都是我们家属想不通的。”刘莹说。在刘莹提供的李腾飞医生的录音中，李腾飞医生称“我负责的是一整个病区，不可能你来叫我一次我就能去一次。”

　　“人已经走了，我们家属后面回溯整个就诊经历，发现了很多疑点，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操作从头到尾都在违规！”刘莹说，首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患者及家属未同意的情况下，就对患者施行了椎动脉支架手术。

　　其次，在患者住院治疗期间，医生未明确告知治疗方案选择、手术替代方案、手术风险等事项，在患者及家属明确反对手术治疗时，擅自对患者施行椎动脉支架手术。患者住院病历资料证明，《治疗方案知情告知书》、《手术替代方案告知书》、《手术风险知情告知书》等资料缺失。“这都是医院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严重侵犯了病人的权益。”

　　刘莹表示，根据《急性缺血性卒中血管内治疗中国指南2023》的要求，患者接受手术要符合时间窗及影像标准，即6h、6-16h、16-24h的时间窗标准，在此之前患者已经接受了10天治疗，显然不符合时间窗标准。此外，患者的脑部影像显示，患者脑MRA右侧椎动脉显示纤细，考虑发育异常；左侧基底节区脑软化灶，颈动脉彩超显示低回声斑块，CTA：双侧颈内动脉虹吸部钙化，这一切均不符合手术标准，应采取标准内科治疗。

　　此外，在医院治疗的10天内，病人的血糖血压记录均显示控制不稳。从11月20日15时30分转入介入一2号病房至21日19时45分进入手术室前，家属称都没看到过刘琳的血糖血压测量记录。

　　“就是这么多不符合手术标准的情况下，我弟弟还是被他们实施了手术。”刘莹说。

　　“患者在手术前，身体健康情况并没那么糟，所以我们家属事后怀疑这个手术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就把患者的病例和影像发给了多家医院的医生问诊。”在刘莹的手机中，存有多家医院神经外科、介入科、血管外科专家的问诊记录。

　　记录显示，不同医院的专家们看过病人病例和影像后，都给出了诊断结果。其中，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全斌看过患者资料后表示“能不用做手术”。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以舟在问诊后表示“看片子，有些地方有狭窄，但是不算严重！建议先随访，三到六个月后去做MRA看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介入神经病学科副主任医师宋立刚在看过病人病历资料后则表示“两根椎动脉，一根狭窄，可以做，没有不做不行的必要。”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喜翔指出“从报告上看和发的图片上看，血管是有一些轻度的狭窄，没有严重堵塞，那么颅内血管的这种病变一般以保守治疗为主”。

　　“病人离世后，医生多次要求让我们把在鹿邑县拍的脑部影像给他们。”刘莹回忆道，当时医生多次提出要看一看病人拍的脑部血管影像，家属认为人已经没了，为什么还要回过头看影像，便拒绝了该请求，没想到医生直接上手企图从患者家属手中拿走影像。

　　此外，据刘莹介绍，在第一次没有拿到患者病案资料后，院方又多次来到病房翻找，企图找到患者的病案资料。“我认为他们就是想把违规手术的证据拿走。”刘莹说。

　　对此，记者电话采访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介入科一医师马骥，医师李腾飞，想了解患者刘琳就诊及实施手术的相关细节。

　　李腾飞医师在接到记者电话后，称“马上要做手术，具体事情跟医院联系，医院同意后方可接受采访”。

　　记者曾经在2024年12月18日下午14：51分向王福伟院长发短信请求采访，未得到回复。

　　2025年1月9日下午，记者两次拨打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王福伟的手机电话，均无人接听；当日下午16点25分，本报记者又向王福伟院长发送采访短信，至稿件发出时未收到王福伟院长的有关回复。

　　回溯死者刘琳在郑大一附院就诊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存在着院方未尊重患者和家属不同意手术的意愿，在家属未签署手术知情书的前提下手术，并且术后企图隐瞒、篡改患者病历等多处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我国法规是否对上述行为有明文处罚规定？对此，记者1月9日就刘琳接受手术后死亡一事咨询了北京中今律师事务所主任焦超。

　　“医务人员在给患者实施手术之前，应当及时向患者或家属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并取得患者或家属同意。”焦超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医务人员在治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的，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相应的责任”。

　　此外，对于院方篡改、隐瞒患者病例资料的问题，焦超和记者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患者在治疗活动中受损，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治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例资料；（三）遗失、伪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病例资料”。

　　“如果有证据证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有违反告知义务和伪造、篡改、销毁病例的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就可以推定其有过错并应承担赔偿相应的责任。”焦超说。（记者 李映华 张迪）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